【原】老北京的零客

　　王铭三

　　解放初，北京没有大工厂，所以产业工人少。家庭作坊、零售小铺、摆摊卖货、走街串巷……总之是自由职业者多，因为北京人崇尚“好汉不挣有数的钱”。

　　很多人都不愿意拿自由去换“铁饭碗”，因为要按月拿工资，就得受人管，所以，有人宁愿当一辈子临时工，也不愿意转正，图的就是“自由”，因为临时工可以不参加正式工必须参加的那些学习、开会、讨论……有那功夫还玩呢。直到1971年中央发文件，北京的临时工才一律转正。

　　自由职业虽然不保险，可赚活泛钱有两面性，一旦捞上一笔，就够吃一阵子的了。这与老北京胡同里住大官，大宅门多的传统有关系，比如大宅门的下水道堵了，管家就得上街找人帮忙，下水道通了，主人就会打赏，求人帮忙都是肯节的急活，赏钱没尺寸，说不定他半天就顶您一个月的，您说谁是好汉？

　　这些胡同串子，就指着大宅门吃呢，下雨下雪、红白喜事，凡是里边人手不够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来钱的时候。别看平时游手好闲，可一进大宅门就生龙活虎了，不然下次管家不请，就断了钱粮课了。有些不解内情的总说“这帮人懒着呢！”，其实不然，在大宅门里干活，又勤快又有“眼里见”，问题就看你赏多少，钱少了还真懒得动弹”。

　　就是梅兰芳、马连良那么大派头的艺术家，也是自由职业者，他们没有固定工资，唱一场戏拿一场的戏份，五六年公私合营以后才改成月薪，马连良每月1700元，梅兰芳主动降薪两次后2100元，可就没当年捐献飞机的能力了。

　　正是没有固定收入，“家无隔夜粮”的事经常发生，即使家有万贯，也有一时不便，钱不凑手就上当铺当东西，有了钱再赎回来。很多名角的“行头”（戏剧服装），都有进当铺旅游的经历，有了戏码（演出），就先预支点包银（报酬），把“行头”赎出来。因此，上当铺不是丢人的事，也不是因为穷，更不是受盘剥，“当”了再“赎”，“赎”了再“当”，就是为了把钱周转起来，活得自由。

　　最典型的就是三轮车夫，早上起床，怀里揣块昨晚剩下的最后半块窝头，再灌一酒瓶子凉开水，蹬着车就出门了。凑巧刚到胡同口就有人叫车，要上前门火车站赶火车，速度要快，还要帮他把皮箱扛上火车。一路紧蹬，客人安安稳稳坐上了火车，看着车夫一头的白毛汗，一高兴就掏出10块钱，“甭找了”。

　　出了车站，又碰上叫回头车的，随便回家还赚了5毛。1956年工资改革前，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才四五十，在他一个早上就顶人家一个礼拜的，下午还能再去受累吗？

　　没钱瘪着装孙子，有了钱为什么不能充大爷？赶紧打发老婆孩子去买20斤煤球、5斤劈柴、3斤棒子面、1斤切面、3个鸡蛋、2毛钱的肉末、3分钱的黄酱、5分钱的醋、1个水疙瘩、半斤酱油、半斤花生油、2两白酒、5颗烟卷、1包茶叶末，等来了菜车再买点黄瓜、小萝卜。

　　大奶奶现笼火，再把小饭桌摆在显眼的地方，同时也摆出了大爷的面子。火上来了，先给大爷摊鸡蛋，再就着热锅余油炸肉末酱，然后再蒸窝头，最后煮面条，大爷吃炸酱面，大奶奶带着孩子吃窝头、热汤面，全家一天过生日。

　　大爷美美地喝着酒吃着摊鸡蛋，已经如醉如仙了，炉子里还有余火，就烧一壶开水，大爷下午不喝凉水改喝茶啦。

　　晚上大奶奶再笼一炉火，再给大爷打2两酒，吃完晚饭再烧壶开水，就又蹬车出门了。大奶奶抱着小三坐座上，老大老二坐脚蹬板上，如果有人问“干吗去？”大奶奶就会骄傲而自豪地向天大声宣布“上长安（大戏院）听马连良去！”任凭邻居孩子追着唱“蹬三轮的好买卖，大爷拉着大奶奶”。

　　一路上，花生、瓜子把孩子们兜装满，再举着糖葫芦，俨然一副阔佬夸街一样，这就是穷汉幸福的一天。

　　家无隔夜粮，兜无隔夜钱，挣一天花一天，吃一顿买一顿，没钱就借就赊就拣，“提篮小卖拾煤渣”；有钱也是零打客，从不买整袋的面、整瓶的油、整筐的煤。剩下的钱就及时行乐，家里绝不留闲钱，钱压手里心里难受。

　　有零买的客，就得有零售的商，这就是过去的北京为什么小买卖多，优秀的售货员都是一刀准、一抓准、一秤准，而且好多东西都拆开零卖的原因。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，我还见拿和面盆买棒子面的呢，大多是靠拣垃圾为生的。

　　老北京人牛吹两头，要说穷，就是“三天水米不打牙，脑袋直打晃”，要说阔，那就是“全聚德、东来顺咱坐过，梅老板的戏咱听过，故宫、万寿山咱逛过、将军府里咱进过……你小子行吗？”两头都是真话，没一句是假的，都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。

　　阔不一定就富，穷不一定不阔。有钱敢花，那是阔；再阔也花不完，那才是真正的富呢！这就是自由职业者的哲学。